为什么要长征？看到这个题目，你们是不是会说，你被关了一个月小黑屋脑子关坏掉了吧？这个问题还要问？就这水平？取关，麻溜取关。

至于为啥要长征，但凡了解点近代史的都晓得，李德博古瞎胡逑整，在苏区呆不去就撤了呗。

那展开说说，除了“御敌国门之外”、“短促突击”还有啥？

从30年赣西南还闽西连成一片，一直到长征前，先后粉碎了四次“围剿”，为啥博古、李德一到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赢不了？

难道就是因为第五次蒋队长安排的人多，二十出头的博古搞出来的“御敌国门之外”、“短促突击”？

我们都知道，打仗嘛，打的是资源，拼的是补给，我们从资源和补给这个方面聊聊。

至于有些人说，如果李德、博古不去苏区，第五次能不能赢，我不回答，自己评判。

大家都知道，第五次“围剿”，老蒋听了杨永泰他们的建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能封锁的都给锁住，然后开始休碉堡，张辉瓒这种瓜兮兮的呆货被束缚了手脚，说白了就是要打消耗战。

那既然是消耗战，人肯定是决定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之前专门写过篇扩红的文章，可惜被删了。今天这篇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聊聊，应该问题不大。

苏区的人口顶峰的时候大概是300万，1934年全国人口是4.7亿。

老蒋虽然是名义上的老大，我们就按中央军的势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也有一个多亿。

嗯，人口比1:30。

即便有这个300万的人口，也是经过四次围剿的筛选，人口比例严重失衡，老弱病残占了大多数。

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占领了苏区，据他们的调查，苏区的边缘区域，壮丁占总人口的15%-20%，这还是边缘区域，中心区域壮丁占比只会更低。

瑞金那边给红军运物资的夫役年龄最大的是64岁。

但凡是有点其他的办法，会让六十多岁的老头做夫役吗？

教员33年的时候自己兴国长冈乡调查，整个乡壮丁407人，外出的和当红军的一共320人，占比是79%。

那么问题来了，先不说这么多人去当兵能不能打胜仗，他们去当兵后，地谁种？没人种地，吃啥？

虽然当时有优待红属条例，但是劳动力这么匮乏，怎么执行？

瑞金这边没去当兵的壮丁，每个月要给红属帮忙16天。

如果是6天还好，一个月有一半的时候都在给别人干，可想而知那质量能高到那去？

时间长了红属没有其他路子，只发去当叫花子。

走到这一步，基本就进入了死循环。

红军一看家属这么惨，自然就不愿意当兵。

不愿意当兵，前线就顶不住。

前方需要大量的补充，后方一并被罗掘一空。

从33年开始，每个月的扩红指标都完不成，搞到最后，有的县甚至只能完成20%。

即便完成了20%，质量也不如前期的质量。

少共师，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不光苏区的农民顶不住，指标完不成，干部也扛不住，有个村支持就是因为扛不住压力，上吊自杀了。

随着第五次“围剿”的开始，不光人员上有巨大的压力，粮食和食盐的问题也更加严重。

从34年开始，出现了红军部队粮食不够供给的情况。

政府号召节省运动，开始节衣缩食，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每天吃八两粮食。

国民党这帮王八犊子还专门趁火打劫，组织白区的农民进入苏区，能收割的收割，不能收割的毁掉。

为了保证红军和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33年底34年初，先后向群众借粮24万担毁60万担。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预征税收”，这搞法和国民党的搞法有什么区别？

虽然上级部门对这种做法严加自制，但是无济于事。

食盐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自然受到国民党的严加管控。

红军没来之前一块大洋能买四斤盐，33年底，一块大洋能买一斤2多点，到34年一块大洋只能买一两五钱了。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熬硝盐，迫不得已时，

“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

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食用硝盐后，中毒事件屡见不鲜。

不光粮食和食盐受到限制，武器弹药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之前诱敌深入还能缴获点弹药，国民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红军弹药失去来源。

只好自己制造，自己制造又没技术，枪不能造只能修，子弹也是只能翻造。

翻造的子弹，技术把打过的弹壳装上新造弹头而成，这种子弹因为

“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

面对物价飞涨，财政部门也没啥好的办法，只好大量发行纸币。

一些心思“活泛”的商人，以三元苏币收一块大洋，然后再把大洋折价三块五卖出去。

苏区原本经济基础就薄弱，加上连年的战争，经济维持举步维艰，教员在苏区二大做的报告，苏区的经济原则是：

“进行一切可能的与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与优势”。

看到没，首先是供给战争，其他的都在之后。

从井冈山就开始的打土豪政策，在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最初打土豪的收入不但可以自足，还能为上海的中央提供一定是支持，31年教员给中央支援了10万墨西哥元的黄金，32年支援了黄金350两。

随着苏区的发展，从井冈山就开始的打土豪财政结束，必须要建立正常的财务制度，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随着一些外来干部的到来（主要是留苏干部），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我们大家熟知的，苏区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做钨矿生意，苏区给陈济棠提供钨矿石，陈济棠把钨矿石卖到北欧，并且为苏区提供弹药和其他苏区紧缺的物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也是因为和陈济棠的这层关系，所以才有了后拉长征时即便带着那么多的瓶瓶罐罐，也能突破四道封锁线。

打土豪政策难以为继之后，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顺利运转，财政不得不转为依赖民众。

举个简单的例子，最初的时候苏区农民承担的税款折合到0.3元/人，白区的税款是1月元/人，后期苏区人民承担的税赋飙升到3元/人，短短几年涨了10倍。

这样是不是就理解了苏区农民开始成规模的逃跑。

人员、物质和经济资源是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的最大难题。

随着战事的失利。鱼水情变成了猫和老鼠。

在苏区内部，随着压力的加大，领导人年轻和缺乏经验的弱点日渐暴露，初期粗放发展阶段可能被隐藏和忽略的问题集中显现。

前方战事的不利，又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放大着这一切，而这些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着军事的紧张。

恶性循环的结果，使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困境，降临到承受重重重压的中央苏区头上。

前党员宋希濂拿下瑞金后，抓了瞿秋白，宋希濂问老领导，你看苏区这个样子，难道就是你们追求的理想吗？

白哥除了说句，小宋啊，你知道个JB。还能说啥？

作为首次建政尝试，在经验有待丰富尤其是战争状态的背景下，遭遇挑战实属正常，其中的某些问题，事实上在日后长期的革命乃至执政道路上，仍然是有待深入认识和克服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年年轻的领导人在艰困局面下，没有表现出驾驭危局的足够能力，导致社会政治危机丛生，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问题，也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

正由于此，作为后人，我们还能从留下的文件中体会到当年危机的严重。这种负责任的坦率态度，值得我们予以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