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并没有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到1956年，这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新中国就正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不能仅仅将之视为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举国体制”也随之诞生。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也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大变革。

根据当代中国史研究学者萧冬连在其著作《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中的研究，这种“举国体制”的形成还表现在以下几大重要方面。

第一，政治集权。

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也明显地趋向集权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转变。“联合政府”时期，全国政协不仅是各党派共同议政的平台，而且是代行人大职能的“全高权力机关”。转为“一党政府”后，政协仍然保留，但已变为一个咨议机构，即“各党派的协商机关”。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开幕词，精确地概括了无私宪法及其政制的实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二者地位有根本区别。

二是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设有大区一级人民政府。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随后调几大行政区领导人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这样的调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一管理，避免“山头主义”。

三是大权集中于党。当时，鉴于政府中有众多党外人士任职，周恩来、董必武曾主张党政分开。1950年4月，周恩来提出“一切号令应该经过政权机构发出”，“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董必武更是坚持认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毛泽东一度赞同董必武的主张，但很快就感觉“分散主义”倾向在发展。于是，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后来他在论述党政关系时，又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第二，文化改造。

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意识形态一元化。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就开始了文化改造，主旨是改变自五四运动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多元并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用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当时，《毛泽东选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范本，广泛印行，用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文革”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在全国达到了顶峰。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马叙伦1949年3月14日在大学教育座谈会上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同年12月，教育部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改造“旧教育”的第一步，是使全部学校教育公立化。高等教育进行全面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专业人才为重点。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极大影响了科学发展的选择，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遗传学领域对苏联米丘林学派的追捧和西方摩尔根学派的打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无情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迫使北京农业大学青年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1955年，遗传学家胡先啸也受到政治批判，他的新著《植物分类简编》被全部销毁。当时，科学也必须服从政治大局。

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直到1956年，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仍占93%，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到来，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这些人很多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的泰斗。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相当优厚，使不少知识分子深感知遇之恩。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

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发起，随后越演越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为政治上的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受审查的人很多，知识界变得空前沉闷。

为什么要批判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大多依附于资产阶级，政治上往往不可靠，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他们，因此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其更好地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出力。

第三，社会整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在全国城乡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与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千百年来权力不下县和乡绅自治的传统结构被彻底打破；随着共产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普遍建立，曾经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农民协会也淡出历史。

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以运动方式推进，又依托于一系列社会制度。

一是城镇街居制。中共接管大城市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简称“街居制”。街道办事处为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的基层行政组织，居委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延伸，垂直行政体系的末梢。通过街居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覆盖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是单位制度。所谓单位制度，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单位是国家体制的延伸，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不是通过基层社区组织，而是通过一个个的单位来实现。在单位制下，个人对国家的依赖体现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一个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依赖于单位。

三是人事档案制度。所谓人事管理，主要指对干部的管理。干部不专指领导骨干，还包括所有以从事脑力劳动者为主的公职人员，诸如大中小学教师、文艺工作者、公安司法警察、科学研究工作者、医护人员等。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严密的档案制度，档案涉及个人简历、自传、鉴定、考核、学历、职称、政治历史审查、参加党团、录用、任免、转业、工资待遇、奖惩、退休、退职等材料，档案制度既便利于对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也是对干部队伍实行控制的有效工具。

四是户籍制度。1955年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标准。中国的户籍由此分割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从此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部分，市民与农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带有世袭性质。这种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全面控制的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为基础的，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极为典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