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是积极的参与者、实际的贡献者、格局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柴瑜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全球南方”目前大体指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或者全球治理格局中，“全球南方”处于被动的地位。随着“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国际社会对南方国家的关注也在上升。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给予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信心与希望。

“伴随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全球南方’在全球事务和政治格局中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全球化时代南方国家意识的觉醒。”柴瑜指出。

在柴瑜看来，主体性增强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根本性动力。“全球南方”主体性增强的过程，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即不再完全参照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和标准，看待自身也不再处于自惭形秽的状态。无论是在经贸投资、发展模式还是规则制定方面，“全球南方”都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并发挥协调、影响和塑造的作用。

柴瑜。资料图

“全球南方”刻画了南方国家意识的觉醒

《21世纪》：你如何定义“全球南方”具有的内涵？

柴瑜：“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经历了演变的过程，相类似的概念还有“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全球南方”目前大体指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或者全球治理格局中，“全球南方”处于被动的地位。随着“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国际社会对南方国家的关注也在上升。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给予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信心与希望。

伴随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全球南方”在全球事务和政治格局中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全球化时代南方国家意识的觉醒。

《21世纪》：“全球南方”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柴瑜：伴随信息技术发展，当前世界经济竞争态势与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彼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南方国家进行产业投资，在东亚地区（比如“亚洲四小龙”）形成较大规模的生产网络。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凸显。

整体而言，“全球南方”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以下三方面作用：

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区域一体化扩大了规模经济，有利于南方国家扩大市场。各大经贸关系安排都有南方国家参与，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也就是说，南方国家并未游离于全球经济格局和体系之外。

二是实际的贡献者。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在价值链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把大量生产布局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领域。目前，虽然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其贡献不可忽视。

三是格局的塑造者。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之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国家对区域和全球合作的规则也有了新的诉求，实际上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改进。比如，在联合国、IMF、WTO等国际组织中，南方国家都在协调立场，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此外，在能源转型、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上，南方国家也进行了很多合作，提升了整体的话语权，推动国际新秩序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21世纪》：你曾发文称，“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本质上是主体性逐步增强的过程。请问，“全球南方”主体性增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带来了哪些影响？

柴瑜：我认为主体性增强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根本性动力。“主体性”概念是近代历史和哲学的产物。近代以来，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听天由命”转变为人类在诸多领域拥有主导权。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也有非常大的变化，从自然经济时期“服从与统治”的关系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契约式、股份制的制度安排。这些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主体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并使其逐渐确立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此框架下，可以说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或者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是历史性的结果。

“全球南方”主体性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形成主体性的环境并不合适。发达国家主观上并不希望原有的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客观上留给南方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的领域和空间并不多。整体来看，主体性形成的过程并不容易，涉及是不是对自身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和非常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南方国家而言，既面临内部增长乏力、经济社会矛盾重重、现代化进程等挑战，也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以及发展环境与支持系统堪忧等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实际上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种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在我看来，“全球南方”主体性增强的过程，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即不再完全参照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和标准，看待自身也不再处于自惭形秽的状态。无论是在经贸投资、发展模式还是规则制定方面，“全球南方”都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并发挥协调、影响和塑造的作用。从这个维度来说，谈论对主体性的认识，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金砖机制为南南合作提供制度性依托

《21世纪》：金砖合作机制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潮流中应运而生。你认为金砖合作机制为加强南南合作创造了哪些机会？

柴瑜：在我看来，金砖合作机制有助于开展南南合作，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性的依托。该机制创造的机会主要包括：

一是搭建多边对话的渠道。金砖合作机制是由中国、南非、印度、俄罗斯等在全球事务上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国家构成的多边对话渠道，“金砖＋”合作模式吸收了更多愿意加入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来看，“全球南方”更多时候是一个概念，尚未建立完善的机制，金砖合作机制则使得“全球南方”国家有了制度性的依托，为彼此更有效地开展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和渠道。

二是促进集体话语权。在金砖国家层面形成的共识，能够为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代表权，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

三是推动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经济合作立足于现实的需求，科技合作立足于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维度分别涉及基础性的需求和供给能力的创造，都十分重要。在经济合作领域，金砖合作机制通过自发、承诺的方式促进成员国的沟通与协调。在科技交流领域，金砖合作机制有助于南方国家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缩小与先进水平的距离。

“全球南方”崛起不可忽视大国力量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对于“全球南方”的贡献以及未来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柴瑜：在“全球南方”的崛起过程中，不可忽视大国的作用。中国稳定高效的政治体制、蓬勃发展的经济势头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一方面，中国有责任和能力为“全球南方”贡献包括理念在内的全球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协调和影响的作用。中国参与南南合作带来多方共赢，既可以满足自身资源配置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的需求。

《21世纪》：你认为中拉合作对南南合作有何可供借鉴的模式与路径？

柴瑜：我认为中拉合作可供借鉴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多元、灵活、开放的机制建设。中国和拉美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对接协议以及具体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欢迎第三方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到共同的融资和项目开发中，并未在合作过程中强加政治要求和约束性条件，而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是务实、互惠的经济合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将惠民作为合作的原则与基础。

三是深沉、持久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与拉美国家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和文明，这为双方开展沟通与对话奠定了良好、扎实的基础。

四是协调、共商的多边治理。大部分拉美国家认同多边主义的原则，支持和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这些基本立场与中国是完全一致的。中拉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多共识与共同点，比如都信奉和平主义。并且，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在拉美国家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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