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很多层面上都像是生命的隐喻。它有起点，有终点。在旅程的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站台，会有乘客上下，每个人都只与你同行一段。

D3323夜间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终点站是景德镇。列车驶出闹市，车窗外，灯火从密集繁华变得零落稀疏，渐渐变得只有远远一点，遥遥一闪而过时，映衬出车厢内的乘客。完全陌生的人们因缘际会共处一个空间，大家已经归置好了行李、打开了包取好了水杯、打开了电脑或者手机。随着列车的行进，一切都在高速前进，同时一切也都相对静止。在静与动的悖论中，玻璃窗成为镜子，你的脸和大家的脸重叠在一起。

当你在车上看风景时，谁能看见车上的你？

10年前的春运高峰期，我在上海宝山区石洞口采访一家洗涤厂，当时，这家厂承包来自上海铁路局下属列车上所有的床单、被套、被单、枕套、枕巾的洗涤工作。我记得在洗衣机和烘干机的轰鸣声中，一位资深女工用舞蹈般的姿势，对着熨烫机两手各捏住布料一角，胳膊用劲抖开一卷白布。

哗，2米长、1米1宽的布上，没有图案、没有编码、没有一丝纹样特征，可她仅仅用拇指腹从布面上划过去，就肯定地说：“这是新疆来的列车上用的。”这是她用20年触觉累积的经验。劳动者的话语就是诗啊，她说：“我虽然双脚站在厂房里，但看着这些布料，就觉得我身上的一部分也在列车上，能跟着去很远的地方。”

我也记得另一句诗，那来自上海站客运车间上水工班的一位女工。她说她喜欢观察车身上的小细节，然后回来告诉工友自己的发现——

“黄山很冷啊！因为注水口结冰了”，“北方风尘很大呢”，又或者是“这几天华北地区大概都下雪了吧”。

她说她抬头看车窗里人们在用水时的情景——要泡面的时候有热水、要洗脸时有清水。她一边上水，一边自己先笑了。一列火车大约18节车厢，站台长550米，来回走一遍差不多一公里。她在这一公里来回走，也走遍了全中国。“那是我加的水”，和无数人的生命产生了交集。

D3323过杭州的时候，推着放满橘子和糖果小推车、叫卖着的列车员已经从我身边经过两次了。第二次的时候，这个穿制服的年轻小伙子停下来问我：“你在看什么书？”

我给他看了封面。是门罗的《逃离》。

第三次从我身边经过时，他问好看吗？我说好看啊。然后他说他喜欢黑塞。我说《德米安》还是《荒原狼》呢？他说，不，是《悉达多》。

他很瘦。年纪大概只有我的一半。制服在他身上显得尤为宽大，仿佛是借了兄长的衣服在穿。我怕耽误他工作，不敢和他多聊。但下一次他又推着车经过我的时候，竟把推车靠在两节车厢的交界处，停了下来，然后热情洋溢地走过来说起莫言、说起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谈起小镇里的文学青年，谈起门罗的《逃离》里为什么那个女孩终究没有逃离。

他说他曾在杭州西西弗书店当过店员，“那时候看了很多书”。

“为什么换工作到列车上来了？”

“我只是想多存点钱，可以再去念书。”他看一眼推车，虽然距离很近，却像是对着隔着大河的遥远的彼岸说了这句话。

列车到桐庐，又到建德。他的推车迟迟停在两节车厢的交界处。我告诉他我会在终点站前一站的婺源下车。他点点头走了。

在列车驶入婺源站的时候，他又走了过来。被手提行李预备下车的乘客挤在两节车厢交界处，动弹不得。人群里小小的个子，穿着制服，尤为显眼。我明白他特地过来跟我告别。我挤了过去，他对我挥挥手说：“我要再去念书，我想好了，我要考研，我要去读心理学，我还想去明白些什么。”

我说好啊。我说祝你一切如愿。

他说“我要了解自己，从认识自己，再来认识这个世界。”

三个小时里，我们打了几个照面，说了几句话，跨过了三个省。估计以后也不会遇到。希望他能顺利赚到钱、重新坐在课堂里，重新心无旁骛地回到书本前。

但我也相信，即便他不再会在学院里念书，他也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在某个时刻读书。那时他的身影，不论是穿着这一种工作制服，还是那一种工作制服，不论是在闹市一间书店的书柜的夹缝里，还是在瞬息移动的列车的车厢的交界处，他的精神都绝不会是固定而静止的。

我走出车站时，夜色已经深沉。我想起那首粤语歌：《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

九零后年轻音乐人林家谦的声音里斗志昂扬，“还在拼命前进，兜一弯开出桂花。让我出发。”年过古稀的卢冠廷嗓音已经低沉：“末了必须远去，多风光仍旧变淡。让我放下。”

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临的是同样的风景，但一个前进，一个后退，因此一定是有不同的观察和感悟。但尽管有不同的观察和感悟，说到底，我们曾同路一段，面对的，是同一片生命的风景。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