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的传记片《摇滚诗人：未知的传奇》选在周二工作日上映，上映十天，票房没能突破100万元，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哪怕这位20世纪的超级巨星在2016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往事在今天的电影市场成了冷到冰点的题材。

影片英文名A Complete Unknown，另有中文译名《无名小辈》。这个片名的字面意义是双关的。1960年代初，19岁的迪伦背着吉他从明尼苏达来到纽约，在纽约城南的西格林威治村初试歌声，他的确是“无名小辈”。短短两年后，22岁的迪伦用口琴和木吉他伴奏，唱出《答案在风中飘》，美国民谣的新生代巨星就此升起。但是他拒绝扮演美国民谣的精神领袖，在第三次参加新港民谣音乐节时，他戴着墨镜、脚穿尖头靴、抱着电吉他走上舞台，他的这场“插电”摇滚首秀，不仅引发现场的混乱，也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成了难解的“谜中之谜”。民谣偶像背弃“淳朴的吉他和人声”，转向电音摇滚，这是至今众说纷纭的“未知传奇”。

导演詹姆斯·曼高德在电影里拍出来的显然是后一种意思。导演在创作中反复表露的态度，以及电影带给观众的强烈直观意象，是把迪伦当作高山仰止的传说，这不是一个可以靠近的传主，而是不可知的“神”。

但是这一轮电影造神，导演和编剧的思路暴露出悲哀的惰性。140分钟的电影，对1960年代，对民谣，对迪伦，没有提供出任何新的思路或新的想象。熟悉的配方支配了画面：天选之子一鸣惊人，唱片工业因为逐利而保守，被包装的翻唱比原创更受欢迎，有创作力的年轻人被巡演体系剥削，以及音乐人的内部分化，不同的创作群体壁垒分明，民谣原教旨主义视电音、摇滚和跨界为魑魅魍魉。1960年代距离现在不算太久，而电影成了一系列人云亦云结论的铺陈。唯一例外的细节是1962年秋天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纽约城里但凡有家底、有路道的人家全跑了，下城区几乎成了生化危机过后的空城——在大规模的陈词滥调里，这个一闪而过的片段意外生动。

可预料的，这个故事里的女性形象和群像是乏味的。来到迪伦身边的姑娘，金发妹妹西尔维是头脑简单的傻白甜，跟风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当她说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平权”，她其实不明白自己到底在说什么。这对小情侣看完贝蒂·戴维斯主演的《扬帆》，女孩慷慨激昂地用流行的“女性觉醒”解读这部1942年的老电影，迪伦心不在焉地说出：“女主角只是想有些变化，至于怎么变和变化以后，她是随波逐流的。”这样的细节里有着露骨且冷酷的讥讽，仿佛这盲目又亏欠智慧的女孩注定只能是音乐天才少年微末时的过客。另一个棕发歌手琼看起来是酷女孩，但脑袋里的才华不能和她的天生嗓音成正比，她世俗的利己主义和迪伦清醒孤高的格调构成对照组。这些姑娘仰望迪伦，衬托他，她们的才华不足以和他并肩同行，以至于她们不得不受苦，充当男神艺术人生的耗材。

编剧和导演不屑于匀出心思给女性角色，可他们同样没有打开迪伦精神世界的野心。男主角提莫西·查拉梅显而易见地参考了一切可以参考的迪伦公开影像资料，除了嗑药，他让自己的形象和行为细节复制黏贴1960年代的迪伦。这不是主动的扮演，也不是走火入魔的“上身”。在这样的表演里，既看不到演员本人的在场，也看不到被再现的迪伦的在场，这是没有灵的傀儡，一个表面的形象，演员和角色都被不可见的力量控制——画面上的迪伦，或查拉梅，只是一个容器，他们是为了迪伦的音乐、为了他的歌声而存在的。

《未知的传奇》不是一部独立的电影，查拉梅给出的也不是对一个角色完整自洽的表演，影像和表演寄生于迪伦的音乐。导演曼高德直白地说过：“这部电影为迪伦的歌而生，为了把那些歌曲带到大银幕上。”他没有能力写出有开拓性的剧本，然而即便是不思进取的套路化情节，也足够充当绳索串联起迪伦在1959至1965年间的创作。歌声填充140分钟的电影时间，这让人愿意原谅平庸的影像和表演，至少，导演和演员们懂得谦卑地面对迪伦，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音乐的完整，他们对平凡自我的自知之明，恰如其分地烘托着青年艺术家迪伦的闪光肖像。剧作和影像的乏善可陈，甚至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听觉，音乐和歌唱的灵韵被维护了，这是给迪伦的代表作做了一次大型“音配像”。

1965年，迪伦没有老老实实地做民谣的流量巨星，他抛弃了他的粉丝，拒绝加入民谣歌手的“团结阵营”去捍卫“民谣的纯粹”。意大利普利亚地区有句谚语：继承意味着保留火种，而不是守着炉灰。时间已经证明，迪伦是勇敢的继承者，他扬弃了炉灰，带着火种走了很远。至于这部《未知的传奇》，这是电影工作者认清自身能力局限后，至少让电影发挥了媒介的功能，它是中介，是镜面，让今天的人们看到“迪伦的火”在镜子里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