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刘振亚（亚亚）女士与区桂芝老师先后遭遇台湾当局查水表，或被驱逐出境，或被指控不适任。在台湾风行思想检查的当前，拉扯出一个别有意思的课题，那就是祖国意识缺位与言论自由缺块。

在台湾特殊的历史与政治处境下，“祖国”与“自由”成为相互制约与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

鸡鸣狗盗的宵小之辈

被国台办点名鸡鸣狗盗的宵小之辈──温子渝（八炯）还自称“光宗耀祖”，他检举刘振亚的理由是后者言论“武统”，而台当局正需要期约线人网罗刘振亚们。只不过，“武”是借口，“统”才是原因。但碍于言论自由这块面子屏障，便要拿“武”来灭“统”。

另有台湾经济学者朱敬一脑补出一套“国安风险预测大模型”，抬出美国最高法院这架大炮，将亚亚比拟为“类TikTok风险输入”来开轰，从而否定刘振亚的言论自由。朱说，由刘振亚现在鼓吹“武统”的言论，可以推论她将来在D-day（攻台）时，会在台湾内部产生内应式的“国安风险”，所以现在就要处理这个人（而不是她的言论）。

3月25日，亚亚在机场和家人相拥告别

可按照朱记大模型“everyday言论→D-day国安风险”的推论逻辑，“台独”论者难道不是“现在就要处理的人”？除非朱记大模型只是脑雾产品。

同理，区桂芝在“民族纯化运动”的岛屿上公然自称中国人，遭遇台当局眼红是早晚的事情。一位顶着台北第一女中光环的校友兼家长丘美珍，以公开信情勒校长要表态不许区桂芝顶着北一女中的光环自称中国人，至少她丘美珍就不认同区桂芝“绑架了北一女的校誉”。

其实，丘美珍不仅自己“绑架了北一女的校誉”来施压陈校长，这位绿朝前高官夫人的公开信更可能暴露仗势欺人的心态，仿佛北一女中只能是丘某人与绿朝的禁脔。难得陈校长不为势劫地回应“给网友：不要误以为我会公开回应什么，因为有些话，我只会对学生说。”

刘振亚和区桂芝两起涉及两岸关系与身份认同的言论风波，只能从政治和历史层面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文同种和经济让利的说法与做法，已经过实践证明收效不全。

区桂芝老师因为反对“台独”课纲，在岛内遭受打压

为什么“台独”必然法西斯化

台湾学者卢倩仪指出，当前欧美法西斯风潮已吹进台湾，台当局对刘振亚等人的做法正步向乌克兰后尘：比如垄断、扩权、煽动仇恨、没收言论自由、……。卢倩仪的观察，冷静地印证赖清德去年4月6日宣示要做的三件事情：“国家”重建、社会改造、洗涤人心。

但吊诡的是，当时赖清德正出席“郑南榕特展”开幕记者会，他还推崇郑南榕让台湾享有“百分之百言论自由”。如今郑南榕遗孀叶菊兰却宣布：“台湾没有独立，你谈什么言论自由！”如此说来，煽动仇恨与没收言论自由，都只是“台独”政治法西斯化的的必然现象。

为什么“台独”必然法西斯化？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观察：

一、首先是极端排他性的国族叙事。“台独”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台湾民族国家”，这必然涉及国族认同的重塑。然而，台湾地理、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社会内在于大陆，与大陆深度交织，因此“台独”必须通过极端排他性的“国族叙事”来强行切割与大陆的关系。

如此一来，就与历史上许多法西斯运动的民族纯化逻辑类似，比如纳粹德国强调“纯粹的雅利安民族”，排除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日本军国主义推动“皇民化”，打压朝鲜与台湾的本土文化；乌克兰民族主义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迫害俄裔与犹太人。

台当局的“去中国化”本质上也是一种极端“民族建构”，需要透过语言、历史、教育、政治制度等层面的强制改造来排除与大陆的连结。这种对内部异己的敌视与打压，正是法西斯运动的重要特征。

二、其次是内部极权化与思想控制。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是透过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而“台独”势力已经展现了这种倾向。比如教育改造，课纲删减历史内容、大陆文学，强化“台湾本土意识”，这与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手法类似。

再如言论审查与思想统治。“台独”势力透过媒体垄断与法律手段打压反对意见，例如封杀统派学者、媒体，甚至进行社会性封锁（标签异见者为“中共同路人”、“在地协力者”）。

还有政治清算。以“转型正义”之名打击在野党与统派人士，或以当前甚嚣尘上的“大罢免”清除政敌，其手法与纳粹的“政治整肃”类似。这种趋势使得“台独”当局日益向极权化发展，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内部运作逻辑。

三、对外扩张或战争动员。法西斯主义往往具有侵略性，透过对外战争来强化内部团结。台当局虽然无法真正发动对外战争，但其政治叙事与行动模式已经呈现出“战争动员”的特征。

比如煽动“仇中”情绪，制造战争氛围。台当局通过媒体、教育、政令将中国大陆塑造成“他者”、“境外敌对势力”，制造“不独就要亡国”的紧张气氛，大搞“全民防卫韧性”。这种叙事与纳粹说“德国被犹太人与列强压迫”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

再如依赖外部军事支持。如同二战时的意大利、日本依附德国，台当局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来维持其地位，而美国则利用台湾作为地缘战略工具。

若台当局进一步激化两岸矛盾，战争的可能性增加，台当局则会借机强化社会控制，进入法西斯式的战时极权体制。

四、对内社会分裂与暴力化。法西斯运动的另一特征，是对内部异己的迫害与社会撕裂，台当局已经展现这种趋势。比如挑动族群对立，从强化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到“中共代理人”的歧视性、暴力性分化，类似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妖魔化。

再如街头暴力与政治打压。近年来，“台独”势力默许甚至纵容激进独派团体（台湾基进、绿营网军）对异见人士进行言语攻击，甚至“猎杀陆配”等人身威胁，以及在台南城隍庙放置诅咒刘振亚女儿的照片等。这种社会极端化现象，也与法西斯主义在早期的发展模式如出一辙。

所以说，“台独”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法西斯化，因为它需要通过极端民族主义建构所谓的台湾“国族”身份，并排除所有“非我族类”；它需要通过极权化手段控制社会，确保“台独”意识形态不受挑战；它需要通过煽动战争与对立来维持内部动员，进而推动极端政策；它需要通过打压内部异见，确保“台独”政权的绝对统治地位。

联系到当前欧洲国家的右翼政潮，与美国为支持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而紧缩言论自由的现况，台当局的做法可谓“与国际接轨”。只不过，“台独”政权接轨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却与联合国的立场背道而驰。联合国的立场明明白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台北行政法院”误导性引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无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驳回刘振亚的上诉申请，拆散刘振亚的家庭亲子。而且，全台公务机关从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个联合国明明白白的立场。他们的认知标准，如同温子渝、朱敬一、丘美珍那样的水平。

祖国意识与言论自由的历史曲折

数十年来，在“中华民国”旗帜下的岛民被蓝绿政党及其国际背景灌输“主权独立”、“民主自由”等政治信仰，台湾几代人身上渗透着或多或少“反中拒统”的“台独”元素。刘振亚与区桂芝在此时此地站在“台独”法西斯的对立面发声，其意义正在于祖国意识与言论自由的分进合击。

台湾人首次失去言论自由，是在1895年日本殖民统治开始阻断台人祖国意识的时候。日殖50年间，的确有少数台人获得“被驯化的自由”，但他们却是多数台人眼中的“三脚仔”。有不少岛内学者强调日殖时期的台湾意识，然而当时台人的祖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并非相悖，而是相互依存。

台湾民众史作家蓝博洲爬梳许多台湾青年赴陆共襄抗战的故事，只因为其中不少人后来转向红色中国，而被蓝绿政党长期湮没或扭曲。然而1930年代出版的日殖下《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明确指出：台湾人的汉民族意识，历经日本统治40年而坚不可摧。至1936年，时24岁的台湾青年巫永福仍赋诗《祖国》：

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着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

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

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

在我的心里反响

啊！是祖国唤我呢

或是我唤祖国

灿烂的历史

祖国该有荣耀的强盛

孕育优异的文化

祖国是卓越的

啊！祖国哟醒来！

祖国哟醒来！

国家贪睡就病弱

病弱就会有耻辱

人多土地大的

祖国哟！咆哮一声

祖国哟！咆哮一声

民族的尊严在自立

无自立便无自主

不平等隐藏有不幸

祖国哟！站起来

祖国的！举起手

战败了就送我们去寄养

要我们付起这一罪恶

有祖国不能唤祖国的罪恶

祖国不觉羞耻吗

祖国在祖国的那边

祖国在眼眸里

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

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

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

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

还给我们祖国啊！

向海叫喊还我们祖国啊！

还我们祖国啊！

台湾作家巫永福

这首诗准确定义“祖国”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概念，具体存在每个中华儿女的意识里。当张维为教授定义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时，就是基于这种祖国意识。

也就是说，刘振亚琅琅上口的“祖国”、“同胞”，与区桂芝坚守的中华文化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就是与巫永福同感几千年呼吸与脉搏的文明生命。这与赖清德调侃“中华民国是许多大陆老人家的祖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在中文世界里，祖国意识远不是政权或国家机器的概念。只有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国家，才能是中国人的祖国。否则，1936年那时大清已经灭亡20多年，巫永福岂不是叫“祖国站起来”个寂寞！

如果说，人类都有祖国；那么，失去祖国意识的就是病人，或者类人，甚至是小丑。台湾人真正出现强烈的、结构性的“反中”或“去中国化”现象，是在美国冷战战略与后冷战秩序深度介入后，才系统性浮现的。

这时候，台湾人再次失去言论自由，从“蒋三不”到“马三不”，从“一边一国”到“敌对势力”，祖国意识与言论自由同步流失。更吊诡的是，这不是发生在日殖时期，而是发生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后，发生在“中华民国”驻扎台湾之后。

祖国缺位与自由缺块

基于祖国意识和言论自由，刘振亚与区桂芝有坚强的一面，也有痛苦的一面。她们的痛苦，恰恰是让她们坚强的基础信念，在一个熟悉的岛屿上却找不到共感同情的人类。反而是一面面陌生的类人小丑组成的骂墙，在机场里、在网络上，纷纷压向她们孤单的身影。

由此可见，美国新殖民主义与其扶植的岛上内应抓手，的确心狠手辣。若不是70多名学者联署声明，不是年轻的艺术生愤而提笔，不是杰出的媒体工作者仗义执言，用疾呼、用画作、用文章拨乱反正的话，人们还以为祖国的宝岛真成了没有甘泉的荒漠。

从日美帝国主义相继在台去中国化的历史来看，刘振亚与区桂芝在当今台湾人心智上触动的反思是：130年来，台湾的黑暗，从来不是因为外力针对台湾而已；台湾的光明，也从来不是因为台湾自身的作为而已。两岸一家国，恢复祖国意识以共同扬弃黑暗，才能共同创造光明。认同中国身分，得以更好地认同台湾。

祖国意识和言论自由，乍看不相干甚或相制约的两个概念，通过历史的反思才认识到他们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祖国意识提供历史、身份与文化的共通脉络，在此基础上才能保障对现状的多元批判与准确言说，才能真正实现具有承载力的言论自由。

不是祖国意识与言论自由冲突，而是失去祖国意识的话，言论自由就成了空壳与道具。正因为祖国意识被否定、压缩与污名，言论自由才无所依托、任意漂浮、陷入矛盾与双标。

一道看似偶然，却又必然的思路，正赶上台湾岛内卷的政治大罢免。清明时节雨纷纷，多少台湾人祭祖时能明白那些风风火火，旋将卷入历史大罢免的洪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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