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曾纵横香港影坛。他既写影评，又编剧本，更亲执导筒，于光影之间挥洒才情。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林欢”和“金庸”等笔名，在《新晚报》《大公报》《文汇报》《长城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千余篇影评。这些文字是除却小说、社评和译作之外的另一片金庸江湖。可惜尘封于故纸堆中，在他生前，世人大多只能从其散文选本中窥得一鳞半爪。

金庸最早的谈影文章，通常认为是1950年9月4日发表于《大公报》的《世界名导演蒲多符金》。然而时至2024年，笔者翻检民国重庆旧报纸，偶得一篇散佚已久的金庸影评——《充满东方情调的〈西竺丽姝〉》，此文分两期刊载于1943年8月19日和25日的《时事新报（重庆）》第4版，署名“查理”。

《充满东方情调的〈西竺丽姝〉》，此文分两期刊载于1943年8月19日和25日的《时事新报（重庆）》第4版，署名“查理”

考“查理”之名，乃金庸首个见报笔名。抗战时期，金庸投稿报章，皆用此名。如1941至1942年间，《东南日报》所载《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千人中之一人”》，又如1945年2月，金庸于重庆创办《太平洋杂志》，首期《发刊词》及小说《如花年华》，俱以“查理”为记。

然而，单凭笔名相符，便断言此文为金庸所作，未免过于草率。世间同名者多，怎知无他人以此笔名行世？是以笔者“将材料焐热”，经过多番推敲，方始认定《充满东方情调的〈西竺丽姝〉》一文为金庸早年之作。以下试对该文作一番评点分析，以证佚文之说，以解观影之乐。

青年金庸的光影记忆

这篇迄今所见的最早金庸影评，流淌着一个青年人对光影世界的无限热忱。先来瞧瞧这篇影评（以下为节录，标点符号悉依原刊）：

……。前天，我以一个纯粹东方人的情感与素养，看了一张东方情调的电影——西竺丽姝。

一个疲倦的身体带着一个激动的心。在沙坪坝听到二位朋友盛赞这张片子，在小龙坎车站中看到了影剧的广告，一到重庆就接连看了两场。今天再去买票时，剧院已挂着“客满”的牌子，于是在门外站了一个钟头，静静的听着那欢乐的或是哀伤的歌曲。对于一张名片，两三次的欣赏，实在是感到太少了。

《西竺丽姝》，据说是轰动世界的，但我想也仅仅是宣传吧。情节是非常地公式化，有些地方简直是使人厌烦；导演的处理与其说是平常，毋宁说是失败。如一些无谓的滑稽，固然能给予观众一点轻松的调剂，但也强烈地破坏了一贯的严肃作风。演员的动作似乎很受了好莱坞明星的影响。但有点过火，有点生硬。然而深深地吸引我的，是那种哀艳的东方情调，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意境。许多失败的集合，却组成了一个伟大的成功，这真是奇迹。

一开始我们就如置身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国土中，心儿随着自由车的轮子漫游，飞驰。印度的歌曲在我是第一次听到，但音乐的旋律，却使我如听到故乡的儿歌那样熟悉与神往。在剧院中我闻到了春天的花香，这浓厚的花香到了现在还包围着我。

有几个场面确实是无比的，如玛莉看到甘华的相片而喜不自禁，玛莉抚着树上的雕刻而悲歌等，但给予我最深刻的印象的，由于个人的特殊观点，确实甘华与玛莉同坐在公共汽车中的一幕，看时真是如受了一次最纯洁虔诚的祝福，是多么美好的对比，是多么动人的回忆，多么大胆的想象与憧憬啊！

……，那么多的惊奇，喜悦与感谢，再加上身躯上那种虚空而飘飘然的感觉，组成了这种复杂优美的情绪。

故事中没有强烈的情感，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正因为印度人是一种情感深渊而爱好和平的民族，当玛莉的继母逼她嫁给罗美时她极度的悲伤，可并没有自杀逃婚，或是公然的敌对反抗。这或许是有点使人失望，但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但部分还是由于数千年来蕴积的民族性格。这或许是西方与东方的人生哲学不同的一个特征。西方人难以了解东方民族中那些哀感鲜艳，缠绵悱恻的情感，东方人对于欧美的那种动不动就结婚，离婚，杀人，自杀的事也觉得未免过火。关于色彩，声音，形象与动作的趣味及表现，这住在这世界两端的人民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上海时，做红头巡捕的印度阿三以及电车中长裙曳地的印度女人很给了我不好的印象。但《西竺丽姝》却使我整个改变了对印度的观感，他们那种诚朴深挚，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很有些与我们相同的地方。老年人是慈祥的，青年人是愉快的。这不是一张宣传片，但比普通的宣传片收到了更高的效果。

一世纪来，我们会努力地来试着了解西方人，学习西方的文化，但在今日还有不少欧美人对于中国的误解，简直是非常夸张的荒唐。希望中国能多有几张像《西竺丽姝》那样的电影，好使他们多懂得中国一些，好给他们以一种有用的教育。

早年观影的纯然之乐

娱乐乃人之天性，纵使在烽火连天的乱世，爱情片、歌舞片这类轻松愉悦的电影依然是票房宠儿，盖过了抗战题材的影片。许多观众钻进影院，只为在那片刻的欢愉中，暂时忘却战争的苦难。那时的人们，给银幕上的故事与人物命运深深吸引，对电影愈发痴迷。历史学家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影院夜夜客满，甚至出现了观众“因争先购票挤出人命”的惨剧。

当时，中国远征军赴印度抗击日寇，国内民众对印度的关注骤然升温。然而那时的人们，对印度知之甚少，多以为那是一片半热带的蛮荒之地，开化程度很低。为解民众之好奇，大后方的电影院破天荒上映了《西竺丽姝》这部印度影片。银幕之上，那异域风情，渺渺梵音，深得中国观众之喜爱。影片一经上映，老少争睹，场场爆满。

这篇谈论《西竺丽姝》的影评分期刊载于1943年8月19日和25日。文中提及“一个疲倦的身体带着一个激动的心”，给一部《西竺丽姝》俘获了去，“一到重庆就接连看了两场”，仍觉意犹未尽。而据郑振伟先生《查良镛先生的十九岁——往重庆求学的两则资料》所考，那时的金庸刚好抖落湘西的泥土，踏进重庆，参加完当年7月23日至8月8日间举行的大学入学考试。他的高中同学余兆文在《忆金庸的爱好》（查玉强、陈志明编《同学眼里的金庸》，吴越电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8月，38页）中回忆：“金庸在青年时期虽然称不上影迷，可他对电影的兴趣还是很浓厚的。他的电影知识也十分丰富。1943年夏末秋初，我们在重庆，在大学尚未报到入学的那段时间，每逢电影院放映名片，他一定邀我同去观看。”那么，金庸必然看过当时轰动后方的世界名片《西竺丽姝》。

当时的金庸年方弱冠，尚未深谙电影理论。可初试啼声，却也写得有板有眼，在影片内容、导演手法和演员演技等方面已能略抒己见。他虽觉此片在电影技法上并不成功，却依旧赞道：“然而深深地吸引我的，是那种哀艳的东方情调，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意境。许多失败的集合，却组成了一个伟大的成功，这真是奇迹。”可见金庸观影，并不拘泥于技法，已流露出对电影美学之追求。

《西竺丽姝》这部印度影片，将西方景致与东方情调交织一处。镜头下的印度城郭，道路宽阔，洋楼高耸，街头车马喧嚣，招牌店标皆书英文，俨然一派欧美都会气象，尽显英国殖民治理之繁华。然而镜头转处，那些燃放鞭炮、祭拜祖先和洞房花烛的片段，却又令人仿佛置身东方中国，顿生亲切之感。女主角玛莉轻歌曼舞，少女风情绽放，她与甘华之间的情意，颇具东方民族的哀感顽艳，令人低回不已。

片中的印度歌曲时而欢快，时而哀伤，听得金庸“就如置身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国土中，心儿随着自由车的轮子漫游，飞驰”。他自承：“印度的歌曲在我是第一次听到，但音乐的旋律，却使我如听到故乡的儿歌那样熟悉与神往。在剧院中我闻到了春天的花香，这浓厚的花香到了现在还包围着我。”他沉浸于影片营造的美境，仿佛置身云端，有了“虚空而飘飘然的感觉”。

金庸的乐感超乎常人，每逢佳曲入耳，便会为之倾倒，心魂俱醉。若是旁人来描述这种妙感，往往一番形容了事，但金庸下笔出奇，惯用“移觉”笔法，来呈现听曲衍生的幻境。他将听觉化为视觉、触觉、嗅觉乃至意觉，五感齐发，共参妙境，使意象变得新奇。他的“移觉”尺度，在中国作家里头也是罕见的，就笔者目力所及，还未见到第二家。平常所见的都是两种感官之间发生挪移，如朱自清先生于《荷塘月色》中，用了嗅觉转听觉，远少于金庸的五感交融。

他在影评里描述自己聆听印度歌曲时的妙感，正是使了他惯用的“移觉”笔法。这种手笔并非孤例。譬如在《纪录片〈中国民间艺术〉》（林欢，《中国民间艺术漫谈》，长城画报社，1956 年 10 月初版，126页）一文中，金庸亦曾写道：“啊，这样的民歌，真的是令人听得心跳，暖洋洋的，充满着春日的气息。我们是在戏院之中，但心灵却早已飘到了那吹着南风的田野，听着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野花的芬芳。”又如《书剑恩仇录》中，玉如意给乾隆唱《桃花扇》中的《访翠》，也是“曲中风暖花香，令人不饮自醉”。由此可见，这种心随乐动，飘向原野，春日花香环绕的“移觉”体验，金庸不止一次地形诸笔端。

更为难得的是，年轻的他欣赏电影已不止于技法与美学层面，而是透过银幕，思考起电影与世界、种族、文化等深远问题来。他指出东西方在情感表达、人生哲学以及思维举止上存在显著差异。他切身感悟到电影具有“时代影像”功能，一部佳作，既能塑造国家形象，也能展现民族风情。观众在不知不觉间，便已沉浸于影片所描绘的世界当中。这种潜移默化之力，远非那些干瘪的宣传口号所能比拟。是以他“希望中国能多有几张像《西竺丽姝》那样的电影”，好使欧美观众看见中国的山川市井、民俗百艺，感受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好使他们多懂得中国一些”，打破百年以来的偏见与隔阂。

因为，正是《西竺丽姝》这部影片，推开了一扇窗扉，让金庸领略到了印度这个东方古国的风致。曾经，印度人给金庸的印象很不好。然而此片一出，顿时得到改观，他赞叹道：“印度人是一种情感深渊而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那种诚朴深挚，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很有些与我们相同的地方。老年人是慈祥的，青年人是愉快的”。多年之后，这种印象依旧鲜明，如在影评《锦绣恒河》（《新晚报》1952年4月16日刊载，转引自李以建编《金庸影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24年3月，90页）中，他称印度人具有“深厚的心灵与智慧”，在影评《印度电影周与〈两亩地〉》（《大公报》1955年10月22日刊载）中更誉其是“我们亲密的邻人——伟大的印度民族”。这种好感，直至六十年代，由于印度张牙舞爪挑起边衅才翻转。可是即便如此，金庸依然认为：“印度和我们中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如果想在全世界找到一个国家，各方面和中国最为接近，除了印度再没有第二个了。”（1975年7月1日，明报社评《印度浪费了廿五年》）

笔者不惮辞费，细数金庸听曲移觉之笔法，又胪列其对印度之观感，皆是为了点明这篇影评与金庸用语造境、思想见解之契合。综观“笔名”“时间”“地点”“人物”“经历”“言论”诸般线索，皆无一不合，故《充满东方情调的〈西竺丽姝〉》为金庸佚文，当属无疑。

难复昔日之逍遥

这篇早年影评畅快直言，为其“无拘无束”观影时刻之见证，与他成为报人之后的多数影评风格别有分际。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长期供职于左翼报社及电影公司，受左翼思潮熏陶。其影评承袭左翼传统，恪守阵营之见，强调政治导向，依循“扬苏抑美”路线。然而当他接触罗素的理性主义后，渐渐“觉得这种宣传不免价值不高”（金庸，《谈〈彷徨与抉择〉》）。他不甘囿于旧窠臼，可基调已定，大局难改。他只好在方寸之间闪转腾挪，笔致时而淡化政治输出，倾向电影艺术本身，流露出较强的个人意趣。虽不能篇篇如是，却已令人眼前一亮。此般变化，在“姚嘉衣”主持大公报《影谈》专栏时，尤为明显。这种思想的转变，使得他虽然身受束缚，不能尽展所长，却也时见影评佳构。但个人思想与集体意识的冲突难以调和，最终他只能抽身而去，自立门户。

然而，时代的烙印终究难以祛除，这也使得他的影评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看他后来大幅修订深受左翼史观影响的《碧血剑》，将其中痕迹悉数抹去，“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初版与目前的三版，简直是面目全非”（金庸，新修版《碧血剑》后记）。他甚至在新修版中添加长注，指斥左翼史观，足见他对昔日基调极其不满。他生前始终未将湮没不彰的影评结集，或许也是心存顾虑，不愿再以旧日笔触示人。我们读他生前授权出版的几个金庸散文选本，收录的二十篇左右影评都是不掺意识形态的，单单聚焦于电影本身，或论原著，或谈人物，或评音乐、舞蹈等艺术。这些影评，因其纯粹的艺术视角，即便时代变迁，亦不显过时。至于李以建先生采撷百余篇影评，编成《金庸影话》一书，使我们稍窥其左翼影评中那些温和的篇章，那是他老人家去世后的事了。

《金庸影话》，李以建编

作为老一辈影人，金庸对电影艺术有着深刻理解。在新修版《神雕侠侣》后记中，他言道，观影之最大乐趣，在于享受美感。他自承深受朱光潜美学思想之影响，尤信服其“距离说”——“朱先生主要说，以审美眼光欣赏艺术品，要撇开功利性的、知识性的观点，纯以审美性的眼光去看。”即艺术之美，在于情感之共鸣，而非理性之剖析。接着，他对自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职业影评人生涯作了一番反思：

有一段时期中，我在报纸上专门写电影评论，每天一篇（香港放映的电影极多，每天评一部根本评不完），后来又进电影公司专业做编剧和导演，看电影时便注意镜头的长短和衔接（蒙太奇）、色彩配搭、镜头角度及长短、灯光明暗、演员的表情和对白等等，看电影的审美乐趣便大大减少了，理智的态度多了，情感的态度少了，变得相当冷静，不大会受感动，看大悲剧时甚至不会流泪。在电影中听交响乐、看芭蕾舞时甚至不会心魂俱醉、魂不附体，艺术欣赏的意义就大大减少了。

显然，在看《西竺丽姝》那会儿，他心无挂碍，既无阵营之羁绊，也无“知见障”之迷惑，全然沉浸于光影交织的幻境当中。此般心境，恰似少年初入江湖，未受世俗之染，眼中所见，皆是新奇与美好。及至后来，世事纷扰，立场渐明，下笔虽越发老练精到，可昔日那份纯然之乐，却愈发难得。正如他在《无敌火箭弹》(1951年10月1日《新晚报》刊载，转引自李以建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24年3月，11-12页）中，将自己的影评人身份比作“职业照相师”，“美，丑、贤、愚、牛鬼蛇神都得拍摄，谈不上甚么兴趣不兴趣”，“好片子，看了写写，倒还有意思，不三不四甚至莫名其妙的坏片子，也非写不可，这是讨厌之极”。

金庸一生，笔耕不辍，然其早年文字，流传甚少。1943年前的见报作品，仅有《东南日报》所刊三篇。是以《充满东方情调的〈西竺丽姝〉》这篇影评的发现，宛如拾得沧海遗珠。它似一缕微光，穿透岁月尘埃，使我们得以窥见青年金庸的电影意趣和多思善悟。此文虽为初涉影评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于电影艺术一道，慧根早植。随着日后《馥兰影话》《子畅影话》《每日影谈》《影谈》等专栏的相继问世，这条奔涌向前的细流终于化为浩荡长河。

曾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