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被拐女子杨妞花回到贵州织金县的老家，将人贩子余华英伏法的消息带到父母坟前。陪伴她回家的，除了姐姐和闺蜜等人，还有其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文广。

作为国内知名刑辩律师，王文广曾代理多个影响巨大的案件，并被杨妞花从网上搜到而结识。一个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出色的口才和死磕到底的决心，一个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刑辩经验，两人通力合作一步步推动案件发展，历经六次庭审，最终让罪犯余华英得到了最严厉的死刑判决。

这是一个足以载入中国法治史的案件。近日，王文广律师接受极目新闻记者专访，结合他的亲身经历，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进行了专业复盘。

2025年3月3日，王文广陪杨妞花姐妹回到贵州织金 （视频截图）

杨妞花在网上搜到了我

记者：你和杨妞花是怎么认识的，当时对她第一印象如何？

王文广：2021年2月，她家里有事情要求助，应该是在网上搜到了我。我们律所在邯郸，离她家不太远，她就上门进行法律咨询。

她个子娇小，看起来像个小姑娘，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已经结婚而且有三个孩子，只知道她是一个养女，和聋哑养父相依为命，没有妈妈，奶奶也过世好多年了。所以我对她非常同情，觉得这女孩很不容易，给她提出了解决办法后，也没有收取咨询费。

记者：当时你也不知道她是被拐的？

王文广：完全不知道。后来过了几个月，2021年5月初，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女孩寻亲成功的火热视频，觉得有点脸熟，然后发现她在朋友圈也说了这事，我就问，这个寻亲女孩是你？她说是的。我们简单聊了聊，她在邯郸这边家庭情况很不好，找到贵州那边的家，发现爸妈又早就去世了。看到这些，我更是觉得这女孩太不幸了，就对她说，后期如果你有法律问题，可以咨询我。

记者：当时她有没有告诉你，她要去抓拐卖自己的人贩子？

王文广：没有，我们当时不太熟，自那次之后又是半年多没联系。那段时间她独自找人贩子的线索，确认了余华英的身份，但因为时间久远、证据不足，多次报警未能立案。2022年1月时，妞花又联系了我，当时她已经通过中间人得知，余华英2004年在云南拐卖儿童被抓过，还被判过刑。她问，如果警方抓到了余华英，自己还能起诉对方吗？我告诉她，当然可以，余华英2004年被抓时没有交代拐卖你的事实，这是遗漏的罪行，如今被查出来了，应该重新追究其责任。

不过，起诉的前提是要警方立案，且抓到人贩子，立案也是此事的最大难点。因为时间久远、取证困难，妞花寻家之后在河北和贵州两地跑，花了一年多，才于2022年6月被贵阳警方成功立案。当年6月30日，余华英就被抓到了，杨妞花当时从警方处听说，余华英拐卖了三四个孩子。

记者：听说这里面涉及一个复杂的追诉期。

王文广：是的，妞花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按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拐卖儿童案刑事责任追诉期正常为15年，情节特别严重的是20年，而杨妞花被拐发生在1995年，到2022年已经过去27年。

但我告诉妞花，没关系，既然余华英在2004年因拐卖儿童被立过案、判过刑，说明她是持续犯罪，她当时没有供述拐卖你的事实，追诉期可以从2004年算起。而且如果警方查明她拐卖的孩子超过了三人，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适用的追诉期是20年。所以，到2022年并未过追诉期。

王文广和杨妞花出席庭审 （视频截图）

一开始没想过死刑

记者：你和杨妞花交流这些的时候，只是提供法律咨询，当时还没有正式介入案件？

王文广：是的，以上这些我们一直是在网上聊的。大约是2022年底，妞花告诉我，余华英的案子到检察院了，春节后贵州警方要到河北来继续调查取证。2023年1月，她又说案子到法院了，快开庭了，被告人就余华英一人。

妞花的诉求就是希望重判余华英。我问她，你有没有提交民事诉讼请求？她说没有。于是我告诉她，要想重判，首先你就要跟进案件，对案件的每个阶段有所了解，不仅是参与刑事诉讼，也要提出民事诉讼。这样，你就能以民事诉讼原告的身份参与和推动这个案子，否则法院开庭都不会通知你。

这时我已经决定正式代理这个案子了，我提出和妞花一起去贵阳，为她提交诉状，阅读案卷。2023年4月中旬，我去南明区人民法院阅卷，发现余华英当时确认拐卖了5个家庭的8个孩子。

记者：这么多孩子，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余华英可能会被判死刑？

王文广：当时还没想到死刑，拐卖3人以上就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但南明区人民法院无法判决无期徒刑，无期必须中级以上法院才能判，所以我觉得，应该申请将案件提级审理。

当时妞花其实信心不太足，她咨询了很多人，有人对她说，余华英已经60岁了，不太可能判无期这样重的徒刑。她想尽快了结案件，就和我说别费那劲提级了，让法院直接开庭得了。但最终我还是说服了她，成功申请了提级，案件就到了贵阳中院。

记者：杨妞花多次说起，你是免费代理这个案件，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王文广：免费代理案件，首先当然是因为妞花太不容易，而她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所以当她提出律师费的问题时，我告诉她不要提钱，她根本就没钱。而且这是一个公共案件，我对它有很大的兴趣，只有参与案件中，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

余华英受审 （图源：央视新闻）

原来这就是人贩子

记者：2023年7月14日，案件在贵阳中院第一次开庭时，检方起诉称，余华英拐卖的孩子增加到11名。你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余华英时，对她是什么印象？

王文广：我就盯着她看，原来这个人就是人贩子，很难想象她会拐卖这么多孩子。妞花也是被拐多年后第一次见到余华英，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记了你26年”。想到杨妞花5岁被拐的经历，她家破人亡的惨剧都是余华英造成的，如今两人当庭对质，这个场面是很震撼的。

记者：余华英当时态度如何？

王文广：她似乎对妞花不屑一顾，进行各种狡辩，她应该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判得那么重。当然她也不是完全不懂法，任何人肯定知道自己拐卖孩子是违法犯罪，但她喜欢这种来钱快的方式，又心存侥幸。

记者：此后的多次庭审，你感觉她有真心悔过吗？

王文广：我感觉没有。如果是真心悔过，就应该向当事人真诚道歉，并且主动交代所有的犯罪事实。但所有被拐儿童都是在警方查到确切证据后，她被动交代的，没有一个是她主动交代的，这哪里有悔过表现？

记者：这个案子前后开庭了六次，庭审的时间跨度近两年，这样的波折是不是你们当初也没有预计到的？

王文广：是的，没有想到。造成这些波折的最大原因，就是余华英没有如实交代其罪行，导致案件一度被发回重审。

记者：这两年杨妞花特别焦虑，尤其是每次开庭前，她总是焦虑得睡不着觉。关于案件的结果，你会比她更有信心吗？还是和她一样焦虑？

王文广：我有信心，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会重判，但每一次开庭，在法官宣布判决结果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很多时候，我对案子的结果也有点没底，特别是后来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重判余华英的呼声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有压力，如果不重判余华英怎么办？如果那样，不管是对妞花、对其他受害家庭还是对社会，我都感觉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期待。好在最终，我们等到了想要的结果。

迅速执行死刑表明了官方态度

记者：去年12月19日终审判处余华英死刑，今年2月28日核准执行，这个速度是不是比较快，超出了你的预计？

王文广：终审判决后，我们认为结果不会再有变数，但这个执行的时间确实有点出乎意料。那天中午我正在新疆处理案件，有媒体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事，在确认是真的后，我很意外也很激动，因为此前毫无征兆。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死刑判决后多长时间可以核准执行，一般都在一年左右，我以前代理的其他案件，这个时间有一年半的；当然也有特别快的，我曾见过二审维持死刑判决8天后就执行的。余华英案宣判两个多月就被执行，我想有多重原因。首先，它的影响巨大，举国关注；其次，它和每个老百姓的利益切身相关；再次，这个案件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余华英迅速被执行死刑，也表明了我国司法部门对拐卖儿童案的态度。

记者：2月28日那天，杨妞花和你联系了吗？

王文广：那天她人在北京，下午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都很开心。她说她和姐姐马上要回贵州织金老家给父母上坟，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邀请我们和她们一起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两年来，我陪妞花回贵阳八次，回织金五次，陪她上了四次坟，这一次心情是最轻松的。

记者：杨妞花说你们的关系不只是工作关系，现在她把你当朋友、哥哥，像家人一样。在你眼中，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弱小的她，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王文广：很多人问过我对妞花的评价，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我只能说，首先她十分聪明而且刚强，从小经历了那么多难以想象的事，她却一直在努力成长，没被打倒；其次，她特别善良，无论是闺蜜、养父、大娘，还是寻亲志愿者和媒体，所有在艰难时刻帮助过她的所有人，她都心存感恩加倍回报，结果就是别人更加愿意帮助她，大家共同努力让案件有了好的结果。所以说，妞花的善良会感染人，虽然案件已经结束，但人们也会长久记住其中浓厚的人情味。

记者：余华英最终被认定，在1993年至2003年间拐卖了12个家庭的17名孩子，但在1996年至2002年这6年，出现了拐卖的空白。这段时间她的行踪被查清楚了吗？是否还有其他被拐儿童没被发现？

王文广：在那个时代，没有完善的电子数据库，手机也没流行，那6年没有余华英行踪的相关记录。但对一个以拐卖儿童为生意的人来说，这段漫长的空白是很不正常的，几乎可以百分百断定，这段时间她一定有其他的拐卖行为。

有网友担心，余华英被执行死刑了，被她拐卖的其他儿童是不是线索断了？其实，目前的17个被拐孩子没有一个是余华英自己主动供述的，都是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证据后，她不得不承认的。所以她就算活着，也不会供述更多的犯罪事实，她的死刑并不会影响对其他被拐儿童的寻找。

王文广（左一）与杨妞花及其家人在河北邯郸 （视频截图）

为拐卖案件量刑提供了认定标准

记者：这个案子最后影响很大，可能超出了你们当时的预计，现在回头再看，它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王文广：这个案子对推动打拐这个事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给以后所有的拐卖案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案例，比如，拐卖案件如何侦破，它是有一定的指引作用的。

另外，从司法判决上讲，之前有过许多拐卖儿童案，人贩子并没有被判很高的刑期，和老百姓的心理预期有差距，人们可能对此有些失望或质疑。而余华英案给出了一个认定标准，如何认定拐卖儿童案件属于特别严重，可以判决死刑？这就是范例。

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被判死刑，此前也有过，余华英并不是第一起。但以拐卖儿童数量之多、时间之久作为依据来判决死刑，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应该是第一起，在个案中实现了公平正义。死刑很可怕也很残忍，但只有死刑才是对受害当事人的正义，对其他的人贩子也会有震慑作用。

记者：孙海洋儿子孙卓案的人贩子吴某龙，拐走两个孩子14年，但因为没找到收钱的证据，只能按拐骗儿童罪上限判处5年有期徒刑，此事争议很大。今年全国两会，有代表建议将拐骗儿童罪刑期上限提高至死刑，或者将拐骗儿童罪并入拐卖儿童罪。你对此怎么看？

王文广：拐骗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的区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法律基础。而现在来看，把孩子拐走之后，无论是卖掉还是“送”给他人收养，对原生家庭的伤害是一样的。我赞同提高拐骗罪的刑期，或者将拐骗和拐卖两罪合并，“拐骗”情节严重的依然可以判很重的刑罚。

记者：这个案子对你个人的律师生涯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

王文广：介入这个案子，我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为了推动司法进步，提高拐卖儿童案的量刑，最高能判死刑；第二，让更多人关注到被拐群体；第三，帮助妞花讨公道，让余华英得到重判。很高兴，这三个目标最终都达到了。

当初介入案件时，也没想到最终会形成后来的局面，案件得到了众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包括国家级媒体也纷纷发声。在我的律师生涯中能够参与关注度这么高的一个案件，感觉还是非常幸运的。

记者：要想遏制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实现天下无拐，你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变和努力？

王文广：现在我们的法治环境、社会治理水平都在提高，儿童的生活环境也在改善，但侵害儿童权益的案件仍时有发生，不只是拐卖，还有其他类型，我觉得需要全民参与保护儿童权益。关于打拐，我觉得未来可能要更多依托高科技，近年来大数据人脸识别、短视频平台都为寻亲起到了很大作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有更好的平台帮助家长寻亲，离天下无拐就更近一步。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