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和2024年，德国当代作家燕妮·埃彭贝克分别以《时世逝》和《凯罗斯》两度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并在2024年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德国作家。埃彭贝克的小说《时世逝》发表于欧洲难民危机愈演愈烈的2015年，被评论界誉为“当下之书”“当季之书”和“时局之书”。小说取材于2012-2014年发生在柏林的难民抗议活动。因反对德国难民政策，100余名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占领了奥拉尼亚广场，该抗议活动持续了500多天。埃彭贝克本人对当时参与抗议活动的13位难民进行了采访，这些采访也成为小说中难民故事的蓝本。

恰在小说出版后一周，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向难民开放边境，让数十万难民进入德国。但难民与普通德国人虽身处同一空间，却因心灵上的隔膜仿佛身处两个平行宇宙。正如在小说开头，本书主人公理查德明明路过难民们的抗议营地，却完全没有看见，直至晚间收看新闻，才注意到难民们立着的“我们要被看见”的牌子，不由得惊讶万分。于是怀着“为什么没有看到”的追问，他对难民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参加难民集会，探访抗议地点，带着问题清单找难民们聊天，但双方关系很快超越了采访者与受访者的边界：理查德开始教难民德语，邀请难民来自己家中弹奏钢琴，陪同难民会见警察、律师以处理他们的居留问题，提供零活，为一位难民的家人在加纳购买了一块土地，甚至收留多位难民在家中寄宿。在交流的过程中，理查德不仅得以了解难民们的处境和过往，也终于可以回忆和表达一直避免触及的旧日伤痛。

《时世逝》，[德] 燕妮·埃彭贝克 著，李佳川 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为什么一开始理查德两次经过抗议营地，却没“看见”难民？这两次相遇之所以被错过，其根源在于民族集体性的创伤记忆所造成的视野遮蔽。例如，小说中明确提到理查德第一次经过时在想“热舒夫”。热舒夫是一个波兰小城，每户人家的地下室都有一处入口，上边打仗的时候，小城的居民就会躲到地下，“在法西斯时期，犹太人曾躲在那里避难，直到纳粹想出了往地下灌烟的主意”。而理查德的父亲曾作为士兵被派去了挪威和苏联的前线，“可能也是制造这战乱的一分子”。而理查德作为战争幸存者和制造战乱一方的后代，陷入了历史停滞的心理状态：他的认知与情感被过去的创伤记忆所主导，导致其无法充分关注或参与当下的历史进程，因此路过却“没有看到”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那主人公为何能够主动撕破与难民之间的隔膜、与之产生情感链接并提供帮助？表面上看，是出于理查德个人的人生经验，而更深的层次看，这些个人记忆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德合并等历史和文化记忆中的重大事件，这些创伤记忆成为德国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第一个让理查德与难民的经历产生共鸣的因素来自他从母亲处承袭的创伤传递记忆。由于受二战波及，理查德全家被迫从西里西亚逃亡德国，当时还是个婴儿的理查德差点与家人失散，多亏最后一刻，一位俄国士兵将他递进了火车车厢，理查德才得以重回母亲怀抱。因此，他能够与难民的经历产生共鸣，理解战乱和恐惧，也能理解跨越了语言、国籍、身份立场的团结。

第二个让理查德与难民产生共情的关键点在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断裂体验。两德统一后，理查德居住的那条被切断了29年的街道得以通行，但他却并未由此“走向自由之路”，相反，他再也认不得市区的路，“时常认不出自己在哪个路口”。作为前东德人的理查德体验到的不仅是方向感的丧失，更是身份的断裂：“他在1990年，在一天时间里，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窗外的风景依旧。”

柏林墙。图源：视觉中国

因为类似的生命体验，理查德对难民产生自然的理解和共情，这种情感共鸣所带来的新视野加剧了理查德的断裂感和陌生感。视野更新后，理查德不再将难民问题作为遥远的宏大叙事，而是将难民作为平等个体、叙事的主人翁看待，小说中的难民有了各自鲜活的面孔与鲜明的个性：哪怕难民申请被拒也要坚持如实讲述自己经历的阿波罗，信仰上帝、想弹钢琴的奥萨罗伯……

然而理查德在与难民的交往中逐渐发现，虽然双方有过类似的情感体验、都对当下居住的空间有陌生感，但他们的视角与面对的困境却迥然不同。在理查德看来，自己一生屡次经历社会巨变，深受时间的折磨，现在“只拥有时间”，生命仿佛停滞，又仿佛在不停轮回。而这种永久性与确定性却是难民求而不得的，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临时性与变动性。因为避难申请不被接受，他们没有永久性的住所，被迫在欧洲长期保持这种临时性的寄居状态。理查德发现：“欧洲于难民的不可居住性，躯体于灵魂的不可居住性，两者突然间关联了起来——而每个人的灵魂都被赋予这具躯体作为终身的居所。”比起仅允许暂时寄居、对他们划定边界的现实中的陌生国家，虚拟而无限的网络空间更让难民们有家的感觉。

由此可见，比起理查德，难民们更是被困在时间中的人，被嵌在出发与抵达、逃离与受困之间的缝隙中。“根本不该还留在柏林”的他们现在只是临时居住在这里，得到的唯一资助是德语课。他们从“去，去了，去过了”（即德语动词“去”的三种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及完成时）开始学，这三种时态一如难民们的处境：已经出发，一路辗转，尚未抵达终点，也自然无法返回，永远只能做陌生人。埃彭贝克选取“去，去了，去过了”为小说的书名，直观揭示了难民们的困境。本书中文译者李佳川则巧妙借助中文语音中的变形，选取“时”及其近音字“世”和“逝”，既切合作者对历史和命运反思的主题，又突出了时间维度下临时性与永久性的张力。

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图源：视觉中国

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许多人强调其政治教育色彩，认为它试图为读者树立一个同情难民困境的典范。但本书的意义不止于此。布克奖评委会认为埃彭贝克“以文学的形式介入欧洲关于种族、移民、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议题，有力地回应了当下日益深重的危机”。埃彭贝克直面难民问题，但并不想给出这一宏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专注讲好小人物的个人故事，不仅展现出难民的困境，也揭示了经历过二战和东西德统一的德国人群体的精神创伤。更重要的是，在当下时代，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是可能的，也是必要且有益的，正如小说最后，理查德在帮助难民、与其交心的过程中也获得了直面人生遗憾和重大损失的勇气。

在这个战火频燃的世界中，边界常常演变为对立，人与人之间亦壁垒高筑，宛如一座座孤城。对此，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通过真诚的交流与沟通，打破壁垒，接纳他者，并深切体认那些被边缘化群体的生存困境。它鼓励读者以共情的目光，凝视彼此的困顿与挣扎，在理解中寻找联结的可能。这种共情，不仅是一种文学的理想，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叩问——在对他者的关怀中，才能真正抵达与自我的和解，并在这动荡的世界中，寻得一片共同栖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