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
近日，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数据显示，包括“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SLL）”在内，2024年全球环境与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气候融资规模为4705亿美元，较2021年减少了27%。这对高速发展中的全球绿色经济而言犹如一盆冷水，国际能源署（IEA）称这一现象“令人不安”。然而事实上，“绿色遇冷”并非意味着全球对低碳转型的承诺与需求减弱。在全球绿色产业被卷入复杂的经济、政策和市场博弈的大环境下，中国应抓住机遇，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绿色经济的关键力量。
从2020年到2023年，全球绿色投融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球符合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债券（GSS+）标准的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约为4.4万亿美元，年发行量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气候科技初创企业融资额屡创新高。但2024年这一势头急转直下，绿色债券发行量同比下降25%，可再生能源领域私募股权融资也减少了40%，风电和光伏项目交易活跃度出现明显下降。
这一回调并非孤立因素导致，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宏观经济因素。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政策，资本成本上升迫使投资者考虑缩短投资周期，而绿色项目实现回报通常需要5至10年。二是政策摇摆引发“信任危机”。欧盟碳边境税（CBAM）、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都面临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对绿色政策连续性的担忧。三是市场机制缺陷逐渐暴露。此前全球绿色经济的普遍繁荣掩盖了碳市场的割裂问题，欧盟、中国、美国加州的碳定价体系无法衔接，客观上给违规套利留下空间和监管缺口。四是技术商业化遇到瓶颈。虽然目前光伏、风力等发电技术较为成熟，但在长时储能等关键供应链技术尚未突破规模经济临界点，所以观望依然是资本的主流情绪。
在全球气候适应资金缺口已扩大至每年3400亿美元的背景下，绿色投融资的回调将引发连锁反应。短期看，资金撤离可能导致非洲等区域及钢铁、化工等部分关键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放缓，加剧脆弱地区的气候变化应对压力。
在全球绿色投融资普遍收缩之际，中国市场展现出较强的抗跌能力。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52万亿元。绿色债券市场也日益成熟，碳金融产品交易活跃，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中国绿色市场的韧性主要源于三大支柱。
第一，政策工具箱持续发力。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低利率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目前已投放超6000亿元。同时全国碳市场也在持续扩容，纳入了钢铁、水泥和铝冶炼等行业，配额总量突破80亿吨。机构投资者准入规则也在逐步放开，让各地绿金创新多点开花，如深圳推出的全球首个“海洋碳汇金融产品”、浙江探索光伏项目碳资产证券化，等等。
第二，产业协同效应逐渐显现。中国光伏组件、动力电池产能占全球70%以上，规模化生产使风光发电成本显著降低。产业优势成为吸引国际资本重要原因，包括特斯拉的储能超级工厂二期、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联合宁德时代的NEOM绿氢项目都在纷纷落地。
第三，转型金融破局高碳行业。针对传统工业的老旧设施设备等“棕色领域”，中国各地推出转型金融相关标准。例如，宝武钢铁发行“碳中和转型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氢能炼钢等零碳技术研发，成为全球重工业脱碳的一大范本。
绿色投融资的短期收缩，有政策环境变化、投资预期转冷等方面原因，但也给了市场挤泡沫、再估值的调整时间，转型发展的机遇已经悄然而至。
一要坚持以技术突破重构产业前景。在光伏与储能方面，新的钙钛矿电池量产效率突破25%、钠离子电池成本降至0.3元/Wh，将推动可再生能源项目内部收益率提升至8%以上。与此同时，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发展，借助AI优化电网调度、区块链追溯碳足迹等技术，可降低绿色资产的运营风险。
二要以金融工具创新激活存量。稳定且可观的收益使各类创新性的绿色金融工具不断推出，亚马逊雨林国家正计划发行“生物多样性债券”，以森林碳汇收益为担保将自然资本证券化；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则推出区域性干旱指数期货，以气候衍生品对冲农业减排项目风险。这些都可为中国机构创新金融工具提供参考。
三要对中国在全球绿色投融资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再定位”。过去中国主要是作为重要投资参与者和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未来可通过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绿色投融资等方式，以“投资+技术输出”的模式推广“光伏+微电网”解决方案，以技术“入股”。同时，紧抓人民币国际化新抓手，推动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纳入国际指数，吸引各国主权财富基金配置，争取更大主导权。
或许正如达沃斯论坛报告中所说的，“气候经济的真正爆发，往往始于资本市场的冷静期。”“绿色遇冷”并非终点，而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增长”的阵痛、反思阶段。当前挑战暴露出全球绿色金融体系的脆弱一面，但也在倒逼各国拿出更务实的解决方案：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绿色溢价、通过政策协同稳定长期预期、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分散投资风险。中国若能巩固产业优势、完善市场机制，不仅能为“双碳”目标提供动能，更有望参与制定全球绿色金融规则，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更关键力量。（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